5月2日，湖南城陵矶新港区整治复绿后的原天欣码头花团锦簇、人来人往，市民在此散步休闲。
据悉，湖南城陵矶新港区境内有11.9公里深水长江岸线，原分布15家国有、民营企业。2018年6月底，岳阳市按计划关停天欣码头在内的42个码头泊位，退出岸线7.3公里。同时对长江大堤实施造林绿化工程，截至目前已完成长江岸线复绿8000余亩。
岳阳市的做法绝非个例。业内人士认为，如今，放眼世界，优秀的港口催生了一座座现代化都市，城市经济的繁荣与精彩也推动着港口的进一步发展。然而，在宜居、生态、安全等新型城市化的发展背景下，港口不再是单纯拉动经济发展的“巨型马车”，而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如何更好地发挥港口功能，促进和谐共生的港城一体化建设?定位新型的港城关系迫在眉睫。
港城发展水乳交融
港口与城市的关系虽然复杂，但基本可以表述为：城市作为港口设施的载体，是港口产业发展的依托;而港口产业由于关联度大、经济带动性强，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促进因素。
江苏港口集团市场部经理衡强表示，港口作为一个货物海陆联运的枢纽，商品贮存、集散和分拨中心，贸易、加工业和相关服务业的聚散地，对城市经济发展的作用至关重要、不容小觑。
记者整理资料发现，以青岛港为例，自1892年青岛港开埠以来，在127年的历史风雨中，青岛所有的故事几乎都是在波澜壮阔的大海中开启的。改革开放至今，青岛港口发展迅猛，货物吞吐量从1978年不足2000万吨跨越到5亿吨;集装箱吞吐量从1978年的1000多个标箱跨越到1800万标箱。
凭借港口优势，在国家“一带一路”相关规划中，青岛被定位为了“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主要节点城市”和“海上合作战略支点”。至此，城市经济不断迎来新高度、新起点。
港口作为海陆交通枢纽，辐射力强大，腹地广，为城市经济发展带来了无限契机的同时，还能为城市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上缴高额的税款。大连海事大学交通运输管理学院教授孙家庆指出，港口对城市发展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就业和GDP上。
据国际集装箱协会公开资料显示，在发展中国家，港口每增加一个集装箱，就可为当地增加600欧元的GDP;每增加一万个标准箱，就可提供500个就业岗位。
公开资料显示，2006年，当时的宁波港集装箱年吞吐量连跨600万和700万标箱两个台阶，吞吐量突破4亿吨，稳居世界四强。而这700万集装箱为宁波带来了35万个就业岗位，42亿元的间接经济效益。
“港口奠定了城市发展的基础，随后城市为港口的发展提供支持和经济腹地，这本是相互依存、水乳交融的好局面，但在新型城市化的发展背景下，港口和城市之间的矛盾也会逐渐显露出来。”孙家庆说道。
二者矛盾逐步显露
在孙家庆看来，城市和港口之间本身就存在着定位差异。港口承担着交通运输、产业活动规模和商业发展等职能，注重经济效益。而城市作为居民的家园，更关注的是环境价值和人民的期望。二者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产生一定的矛盾。
改革开放后，中国港口发展步入快车道。为适应国际形势变化和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全国各大港口竞相投入大量资金投入港口发展，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建设高潮。港口吞吐量更是突飞猛进。英国航运专业刊物《劳氏日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全球吞吐量前十的港口，有7个都位于中国，排名第1的上海港更是连续多年占据榜首。
港口发展高速向前，作为承载体的城市只能“喘起了粗气”。
业内专家表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港城发展与西方港城经历的进程类似，但近十多年，中国开始踏入自己的节奏，演变出不少独特的发展路径和特有的问题。
“目前，中国大部分地区的集装箱吞吐量已接近承载峰值，但是配套的港口贸易服务发展却相对滞后。同时，航运相关产业的用地需求仍在增大，但城市土地的配给早已举步维艰。空间布局上，伴随城市的快速发展，我国部分港口的位置从原来城市的边缘变成了城市中心，模糊了居民生活岸线，同时致使城市交通压力成倍增加。”孙家庆说道。
在2017年举行的港口与城市转型发展论坛上，与会专家就指出，中国港口发展存在的港、产、城三者关系缺乏清晰认识、与硬件基础设施投入相比，港口软环境改善不足等问题亟待解决，不容忽视。
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2018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就认为，深圳的港城关系正在由成熟期向停滞期过渡，港口对城市经济的带动作用由强变弱。
该研究指出，港口产业是深圳市的基础和先行产业，深圳港也是深圳市承接对外经贸的桥头堡。但随着深圳市的产业结构发生变化，港口与城市之间的联动合作却在由强转弱。
深圳港目前与城市主要存在产业功能、空间布局和岸线用地三方面的矛盾。深圳市产业逐步实现由加工向制造、创造、智造的升级，而港口则仍以装卸、仓储等运输功能为主，双方产业互动减弱。此外，前方港区与城市空间布局冲突，后方港区配套设施则与城市产业用地布局冲突。
另外，深圳城市建设用地仅1000平方公里，随着城市转型发展对生活岸线需求增加，深圳港生产岸线31%的较高占比必将导致岸线生活与生产冲突，此外深圳港道路疏港70%的占比也对城市带来了一定干扰。
“转”出一片新天地
只要有发展就会有矛盾和问题出现，这并不可怕。对于港城今后的发展路径以及产生的矛盾如何解决，有专家认为，城市管理者和港口经营者都要转换思路，定位新的港城关系。可以从控制污染物排放、重新规划港口岸线以及打造新型智能化港口、贸易港等方面入手，化解矛盾;城市要努力向航运中心转变，这也应该成为中国许多港口与城市的目标，让港城携手前进。
孙家庆也认为，作为港口城市，港口应着力于综合性升级，找准定位，向枢纽港、贸易港、金融港转型。如大连近年来就在港口转型升级上大下功夫，提出要加快布局航运网络，完善港口基础设施建设，要努力建成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国际物流中心、区域性金融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
而青岛也正朝着国际航运中心奋力前行。在2019年的青岛市政府工作报告中，青岛港被提及的次数多达16次，明确提出了要“增开航线，拓展市场，加快提升货客运输量，完善国际航运交易、贸易、金融服务功能，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的战略目标。青岛市委书记王清宪曾表示，“青岛港是中国长江以北最好的港口，是沿黄流域最大的出海口。但青岛港现在只是一个运输港，没有成为贸易港，只能挣点车马费。我们经营城市、经营港口，就要充分挖掘港口的经济内涵，把运输港变成贸易港。”
当然，要发展也要绿水青山。为了防治港口污染，我国已相继出台了一些政策，《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交通运输部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基于此，我国船舶港口污染防治在排放标准制定、排放控制区设立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
但不少业内专家表示，目前船舶港口污染防治仍存在排放清单基础研究薄弱、缺乏系统全面的船舶保有量及活动水平统计数据等问题。“防治港口污染，首先要准确把握港口的定位，理清港口与城市、政府之间的关系，再完善法规、合理规划。”孙家庆表示，对于港口污染问题，各方仍需做足功夫。
另外，港口发展需要大量的土地。“港口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更多的土地资源作为支撑，这对‘寸土寸金’的城市来讲是种挑战。”衡强表示，选择新址成了国内大部分港口的通行办法，效果也较好。
但衡强也表示，搬迁只能解决空间布局矛盾，只有城市规划统筹兼顾，港口正确定位、科学开发，向新型信息化、智能化、自动化港口迈进，才能在提高生产效率、提升服务品质、促进上下游产业发展的同时，保障港城长期健康的共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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